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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9日，中國開發性金融發展歷程中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這一天，首都春光明媚，位于京西的釣魚臺國賓館芳菲苑座無虛席，中國開發性金融促進會第一屆會員代表大會在這里舉行。這意味著，我國第一個以“開發性金融”命名的全國性社團組織獲準籌建。

在這次會員代表大會上，我被選為中國開發性金融促進會首任會長。我在會上說，這個促進會的誕生，是開發性金融社會化的重要里程碑，標志著黨中央、國務院對開發性金融的認可，也是社會各界對開發性金融的肯定。

會后，我們還舉行了“開發性金融大講堂”啟動儀式。與會的民政部、社科院，以及金融管理部門的代表都對“大講堂”充滿期待。

大家普遍認為，在當前國際環境復雜多變，國內改革發展任務艱巨繁重的形勢下，開發性金融促進會的成立，對加快開發性金融理論的研究，對推動開發性金融在發展中國情下的科學運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中國“腳印”

1998年以來，我和我的同事一直致力于探索開發性金融在中國的實踐和理論發展。

1998年，我剛來開行工作時，正值亞洲金融危機肆虐，我國經濟受到巨大沖擊，中央出臺了加快基礎設施、重點項目建設和企業技術改造，鼓勵固定資產投資等一系列應對舉措。

那年夏天，我馬不停蹄地去了8個省市開展調研，與地方政府建立了以“蕪湖模式”為代表的新型銀政合作關系，構建和完善市場化的融資平臺，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逐步培育成中國經濟的亮點和增長極。

1998年和1999年，開行年均新增貸款余額為1410億元，是1994年至1997年平均值的1.5倍，為投資拉動、擴大內需提供了有力的融資“助推器”，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000年，國務院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召開會議，部署實施西部大開發的重點工作。我帶隊赴西部多個省區調研，向各地宣介開行的銀政合作理念和貫徹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政策思路。

我們對西部的支持不僅僅是資金上的，更重要是理念和機制上的支持。

從2001年到2010年的10年間，開行累計向西部12個省區市發放人民幣貸款1.66萬億元，占同期全行貸款發放的1/4，其中非個人中長期貸款余額穩居各家銀行首位。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中小企業、“三農”、住房、教育、醫療等民生問題成為政府和社會關注的熱點，也為開行拓展民生金融業務指明了方向。

我們創造性地運用開發性金融方法，抓住市場建設這個牛鼻子，以批發的方式解決零售業務的共性問題，把助學貸款、保障性安居工程、“三農”、中小企業、水利建設等公認的民生金融“老大難”，變成了商業可持續的銀行主流業務品種。

2005年，為貫徹國家“走出去”戰略，開行確定了開發性金融支持“走出去”的指導思想，提出了“投棋布子”工作思路，派出了第一個海外工作組。

我們用了不到5年的時間，就成長為中國最大的對外投融資合作銀行、最大的外匯貸款銀行，被評為“最佳國際合作銀行”。

到2012年3月底，開行外匯貸款余額近2200億美元，資產質量保持優良，對外投融資主力銀行的地位更加凸顯，在國際金融舞臺上展現了開發性金融的中國力量。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以驚人的速度和破壞力沖擊全球經濟，對我國也造成了嚴重影響，當年11月，國務院出臺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十項措施。

開行隨即召開全行會議，我提出了開行落實國務院十項措施的具體舉措。在距年底僅一個多月的時間里，開行保質保量完成了央行下達的新增702億元信貸投放任務。這些貸款全部投向國務院十項措施提出的重點領域，發揮了中長期銀行的引領和拉動作用，助力中國經濟在金融危機中率先企穩回升。

如果探究兩次危機中開行“力挺”與政府“救市”的內在關聯，不難發現，這種表面的契合其實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這就是開發性金融具有“順境隱于市，逆境托舉市”的強大力量和獨特功能。它用政府信用穩定了市場信心，發揮了強大的中長期投融資能力，拉動了“兩基一支”和眾多瓶頸領域，為逆境中經濟的平穩運行注入了強大動力。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仍未結束，開發性金融作為中長期融資動力，正助推中國經濟巨輪在后危機時代破浪前行。

“化危為機”

2009年5月，我到位于未名湖畔的北大經濟學院，向200多名師生作了題為《發揮政府與市場的橋梁紐帶作用以開發性金融實踐服務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演講。

那段時期，正是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空前慘烈”的階段，給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不小的沖擊，金融危機成為人們最關心的話題。我首先從各國政府應對金融危機的“救市”措施講起。危機爆發以后，各國政府干預和救市的措施主要有三種：一是以貨幣信用向市場注入流動性，穩定市場信心；二是以財政信用對企業實施國有化，向市場增信，避免企業倒閉的連鎖反應和系統性風險；三是增加開發性金融機構的作用及其機構信用等。這使我們重新審視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以及政府信用在市場中的重要作用。

從經濟發展周期來看，過于強調市場信用是不全面的，這次金融危機的發生更說明了這一點。金融危機使我們對市場信用的負面影響進行反思，并再次重視和思考政府信用。

為方便理解，我把政府信用的作用比喻為“船的錨”。此輪金融危機表明，政府信用對于錨定市場信心和經濟恢復有重要作用。政府信用是最大的信用，即使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美國也是如此。危機中隨市場波動而大幅波動的，往往都是企業的機構信用，而熨平周期波動、錨定市場信心還要靠政府信用。

如何找準政府信用和市場信用的結合點？越來越多的國家政府意識到，發揮開發性金融的優勢和作用，是應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有效選擇。各國的開發性金融機構紛紛加大了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為維護市場穩定和恢復本國經濟作出了積極貢獻。

例如，日本政策投資銀行圍繞政府目標，擴大對大中型企業貸款；德國復興信貸銀行向受危機沖擊的金融機構提供援助；巴西開發銀行幫助企業解決流動資金不足和支持出口。在之后對危機進行反思的過程中，各國政府都進一步認識到開發性金融機構的價值和作用。

當前，中國整體還處于建設階段，建設任務仍然很重，開發性金融依然不可或缺。開發性金融不是政策性、商業性的機構屬性問題，而是一種金融方法。

開發性金融是以服務本國發展戰略為宗旨，以中長期投融資為手段，把國家信用與市場化運作相結合，是緩

解經濟社會發展瓶頸制約、維護國家金融穩定、增強競爭力的一種金融形態和金融方法。

就中國而言，開發性金融在提振國內經濟的同時，面對危機逆風飛揚，在國際上發揮出越來越大的影響力。開行化“危”為“機”，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平等互惠開展國際合作業務，幫助合作國政府應對金融危機的沖擊，支持合作國基礎設施建設和民生改善，實現互利共贏。

2009年5月，開行與巴西剛剛簽署了100億美元的貸款合作協議；而更早些時候，開行與俄羅斯就中俄石油250億美元融資合作達成協議，開行與委內瑞拉關于中委聯合融資基金規模擴大至120億美元的文件也正式簽署。這些國際合作項目堪稱“大手筆”，使外界對開發性金融化危機為轉機，逆境中求進取的作用刮目相看。

方興未艾

2012年6月7日，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期間，作為上合組織銀聯體成員單位之一，俄羅斯開發與外經銀行副行長伊萬諾夫先生率團參加了開行組織的可持續發展培訓研討會，開發性金融是研討的重要內容。會后他說，參加開行培訓的俄方人員學到了許多先進的理念和做法，工作效率和眼界都得到明顯提升。

在“走出去”宣介中國開發性金融的同時，早在2006年，我就倡導把新興市場國家、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部門和合作機構“請進來”交流學習。這些國際交流培訓，讓中國的開發性金融走向了世界，也加深了世界對中國開發性金融的理解和認同。

2012年6月6日，我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參加了一次新聞吹風會，新華社的一位記者舉手提問，問我如何看待開發性金融在上合組織成員國經濟合作中的作用。

我說，上合組織成員國大多處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建設階段，資金缺口大、地區發展不平衡等問題比較突出，開發性金融可以發揮獨特而重要的作用。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對開發性金融做深度思考的不只是開行。2012年1月，世界銀行的兩位專家發表了“全球開發銀行調查”。報告指出了一個“有趣的發現&rdqu